最初想寫《館中鼠》這個故事，安古三歲，很喜歡聽我讀書給他聽。在圖書館工作的我，希望能用寓言和更童趣的角度說圖書館的故事給他聽。這本書經歷幾次修改，後來因獲得九歌兒少文學獎而得以出版。出版時，安古已經九歲，可以自己閱讀這本書。
一本書從創作到出版往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特別是我對這本書的期待，除了給孩子看，也希望能讓大人從中獲得不同的思考，增加寫作的難度。一路上，有挫折，也有喜悅。跟陪伴孩子長大一樣。
很感謝一路上鼓勵我創作的家人，謝謝國藝會的補助，謝謝九歌出版社、總編素芳姐和編輯欣純，也謝謝金鼎獎的評審。《館中鼠》很幸運，遇見知音。
最後呼應頒獎人所言，能用自己的語言創作兒少書籍，是值得繼續努力的事。
後記：回家路上，因獎盃太重，紙袋繩子斷掉，安古和我輪流扛著獎盃回家。我的孩子在依賴我的同時，也成為了可以讓我依賴的人。
謝謝九歌、評審，
每一本書都有屬於它的讀者。
謝謝這個獎，
讓我相信好書是不會寂寞的。
《館中鼠》得獎紀錄：
第47屆金鼎獎
2022「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第39屆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推薦獎
2018年國藝會創作補助
※圖片來源：九歌出版社。完整得獎名單：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122858/7591319
❝山中的原民度假村就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了部落隱藏的……❞
山之於人，是攀升的路或映照內心的鏡子？山林、原鄉、多元族群之人，如何濃縮於客家女性作家所寫，關於山的小說文本裡？
封底上推薦人甘耀明、張亦絢攸關「利益糾葛」、「人物性格謎團」的點題，給出基本線索；逐章閱讀則發現，#張郅忻 以凝鍊的情感、富懸疑感的文學技藝編織出複雜的情節、迷宮般的山徑／鏡，可說是以孩子般的好奇心與毅力，步步進逼、梳理與再現出父親——小說主人翁小張（張亞富）內心的轉折與情感世界。
出生新竹客庄的張郅忻，繼《#織》、《#海市》描寫阿公遠赴越南紡織產業打拚、母親到西門町工作的生命故事後，「#客途三部曲」第三部《#山鏡》則寫自己的父親。除了延續《海市》，隱隱透露「拚搏一生，換得什麼」的悵然與對至親心靈的關照，也循著情節逐一攤開小張從事「山區度假村業務」、「原保地仲介」、「原鄉手工皂開發」、「透過阿美族妻子繼承原保地以開設民宿」等繁複的歷練與選擇。
有錢就可以買山嗎？當全書首章〈買山〉的「提議」映入眼簾，不適之感便隨著故事中，圍繞新竹清泉「張學良故居」而行的「看地兼部落美食之旅」慢慢發酵。從小張對朱教授熱絡的招待、薦購山上土地的說詞及對老交情的賽夏死黨伍拜的「說服賣地」，在在讓人想到為了賺錢，無所不用其極的那種行銷人員。
透過這番「行銷話術」，作家透過小說呈現的核心疑問也呼之欲出：當推銷員的面具滲透到小張的人格，彰顯在他的言行裡，以致「商人」的面具、賺錢謀生的本能、「死黨交情、外遇情愛」逐漸在山徑中混為一體、環環相扣，再也難以分割，歷史上土地淪落於漢人資方的原住民族人是否再次成了被犧牲的一方——付出勞力卻蒙受背叛，甚至失去寶貴的信任與性命？……
國藝會線上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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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宛如一座娛樂室，乘載著人們的慾望與美夢。山也像不斷變化的囚牢，讓人分不清楚上山者得到的是自由，抑或是無處可歸之下能落腳的所在。
Q 這本書是「客途」三部曲的最後一部，為何最終站選擇以「山」為主題？
A 之前在構思小說《織》的時候，我習慣坐在早餐店內，寫筆記本思考。那時寫到一半，就想到《海市》、《山鏡》這兩個名字。有了名字之後，強烈的概念就形成了。
小時候，我爸爸在新竹五峰山的度假村工作，所以我常待在度假村玩，認識許多部落的朋友，也見證山裡娛樂場所的變化。那時山裡開了好多間度假村，都是會員制，需要大量的業務邀請人加入。度假村的保全、清潔人員大多是雇用部落的朋友，但是業務、行政職務則大部分是山下的人擔任，像是我的爸爸就是做業務，還邀請我的國中老師加會員（笑）。
小時候的我常觀察度假村的大人，也會察覺到他們的戀愛關係，所以我創作《山鏡》時，會想將那樣的狀態呈現出來。後來到了高中，度假村開始沒落，轉而開起一間間的民宿，而到近期則變成露營地。山一直在變化，取名《山鏡》也是想傳達山如一面鏡子，反映人們的慾望。
其實我當初沒有三部曲的構想，只知道三部作品是一個系列。在完成《海市》後，九歌的總編輯建議取個三部曲的名字，我就想到電影《客途秋恨》，當中人物的心境跟《海市》離婚的客家女性的心情很相似，彷彿人生在世只是作客，也成為三部曲名稱的由來。
雖然《山鏡》環繞的人物是客家男性「小張」，但他因辜負家裡的期望，無法獲得家族認同，反倒在原住民朋友身上得到類似家的歸屬，一生過得也像是個過客。
Q 後記提到主角小張的原型人物是你的父親。想問你對父親的印象，如何影響你創作這本小說？
A 不管是哪部作品，我寫人物都是想要刻劃出人物背後的背景。以小張來說，背景包含了他作為家中「大貨仔（長子）」所背負的期待與壓力。
我從小在客家庄長大，很能感受到傳統重男輕女的氛圍，像是家裡的女性很難有機會念到大學，而像我比較會讀書，阿公就常感嘆說「你仰會毋係細倈呢」。因此我爸爸作為大貨仔，從小就享有很多資源，例如阿公在越南工作時，跟美國大兵買了一台二手相機送他，在當時是很貴重的禮物。可是那樣的期待，也帶來龐大的壓力。有陣子我爸爸很少回家，花掉許多錢，使得我跟妹妹們常住在阿公阿嬤家，有時聽到叔叔跟阿公為爸爸的事吵架，會感到很尷尬。我以前也不諒解爸爸，為什麼非得當頭家，難道腳踏實地做一般工作不行嗎。長大後，特別是在爸爸生病變得嚴重之後，我才漸漸得知爸爸的成長經歷，比較能理解為何像爸爸那樣的男性，會培養出那樣子的性格。事後回想，爸爸時常上山不回家，應該是因為山裡的朋友更能帶給他歸屬感，這一點跟小張是相似的。
Q 「身分」是《山鏡》的重要主題，無論是族群、性別、家庭角色等，人物會利用身分得到好處，也想藉由身分來守護重要的事物。你想透過小說講述怎樣的「身分」課題？
Ａ 其實我身邊有許多身分混雜的朋友，像是「娜高」，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人物，原型來自我爸爸的第三任妻子，我稱作阿姨。她的母親是阿美族人，父親是外省人，身分是混雜的，像是我曾聽她分享，小時候只有表姊妹，沒有堂兄弟姐妹，因為父親是隻身一人來到台灣，所以當她想改母姓的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跟父親說，怕父親聽了會傷心。
小說裡的娜高，也經歷過阿姨改母姓的掙扎。娜高對自己的族群認同是遲疑的，因為成長過程有被同儕、前夫排擠的經驗，害怕原住民的身分被指認出來。而這樣的娜高遇到小張，一個能跟部落朋友稱兄道弟的客家人，也熱情地擁抱她原住民身分的一面，反而令她擔心小張對她的愛並不純粹。
我想藉由娜高的眼光來看小張，像是有個段落，安排兩人討論女兒比黛該跟誰姓。雖然法規規定孩子可以從母姓，但實際上，不管在哪個狀態下，都沒有如此容易。當小張提議比黛姓父母雙姓的時候，我想透過娜高來看女性會遇到哪些困境，也建構出小張的多面性。
另外小時候，我有個感情很好的賽夏族朋友，暑假常來我們家長住。她的媽媽去世了，而我的父母也離婚，常看不到媽媽，所以我喜歡跟她說心裡話。寫小說期間，我常請教她賽夏語的問題，但她說自己只知道泰雅語，賽夏語得問她姪女，因為學校有教母語課。這點跟小說的比黛相似，擁有客家、阿美血統，卻擁有泰雅名字，講泰雅語比其他母語流利，也是身分混雜的某種人物剖面。
Q 小說到後半段才揭露歷史衝突，如比來事件、張學良囚禁，使得過往的創傷跨越時空地穿引著小說的每個人物。為什麼會想這樣安排小說的架構？
A 當初我是在查泰雅族、賽夏族的資料時，發現「比來事件」。這是真的在五峰山發生過的戰爭，且牽涉賽夏、泰雅、客家三個族群。
比來事件發生在一九○八年，起因於三名賽夏族少年侵犯了泰雅族美卡蘭（Maykarang）部落的領地，使得美卡蘭部落決定討伐賽夏族。北賽夏的大隘社與幾個部落，跟客家庄聯手防禦，成功地在賽夏祖靈祭擊退埋伏的泰雅人。
然而這起事件埋下的族群裂痕，間接造成一九二○年「石加路事件」的憾事，泰雅石加路群羅卡火社下山出草時，殺害了嫁給北埔中興庄客家人的大隘社頭目女兒，而日方採取「以番治番」的政策，給予兩部落武器，讓彼此互相殘殺。
雖然這一代的人，對那段歷史漸漸地陌生，但我把比來事件放進小說，一方面是希望牽引出三個族群的記憶，另一方面是想讓山的歷史有更多面向，更為立體。
我時常在想，山裡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人物，也發生過非常多事情，可是我能寫的部分，只有某幾個人物的面貌，如小張、娜高、比黛、瓦旦、殺手等人。這些人物如何存在及思考，我覺得非常重要。我不想只寫某種典型的人物，而是想把每個人物的故事跟狀態呈現出來。
小說寫到張學良被囚禁的歷史，是因為我爸爸山上義父的一個兒子，外號叫殺手，曾經在張學良故居工作過。除了這層原因之外，也是我想透過部落的角色看「上山被囚禁的人」。小說有段寫到瓦旦小時候，走進「少帥」的日式房子過聖誕節，而像瓦旦那樣聰明、愛看書的人，也曾經期待自己能夠下山有一番作為。後來發生一些事回到山上，在張學良故居工作，讀館內的書才知道少帥過往發生的事，以及自己部落的歷史，包含比來事件等，進而重新認知「被囚禁」的意義。
Q 《山鏡》的主場景，除了有新竹五峰山之外，還安排了「追思之旅」，使得妻子娜高、女兒比黛能藉由旅行追憶小張的一生，也重新理解自己的身分。想請你談談安排追思之旅的原因，以及這部小說對你而言，也是一趟追思之旅嗎？
A 《山鏡》下筆之初，想談論的是土地正義、山的歷史及娛樂史等的議題，不是為了追憶爸爸。我能清楚地區分小張與爸爸的不同，但我確實透過小張偷渡自己對爸爸的記憶。人很容易遺忘，怕自己有一天會忘記，就將記憶放進小說裡。
爸爸在我撰寫《山鏡》期間去世，我一度覺得寫不下去，寫的時候覺得悲傷、壓力很大。有次我夢到跟爸爸回到山上，我一直告訴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死，沒有人能帶我去山上。爸爸很無奈地回說，他真的沒有辦法。夢醒後，我就發現好像找到可以繼續寫下去的方式，開始將過去的朋友一個個找出來，成為最後《山鏡》的模樣。
例如當時跟殺手叔叔聯絡的時候，我約在旗山的山豬窩書店見面，至今還記得他走樓梯上來二樓的身影，有一剎那我以為看到爸爸，而且他還用跟爸爸很相似的香水。殺手叔叔原以為我想聊爸爸的事情，但漸漸地開始說起自己的故事，講到八八風災的時候，買完麥當勞就發現水漲上來，他當下幾乎是徒手爬回山上找孩子，讓我很震撼。
我寫小說習慣訪談真實的人物，會讓我覺得寫起來心裡更踏實。當時我問殺手叔叔說，能不能把你的名字放進小說。阿姨也在旁邊慫恿說，只是小說嘛，不是真的（笑）。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能延伸出書中的追思之旅。
那趟追思之旅，在現實中確實發生過。阿姨有問我要不要一起參加，但因為我有事情，無法全程參與，可是過程一直看到阿姨的臉書，在充滿跟爸爸回憶的地方打卡，我就想說可以把追思之旅放進小說，帶出娜高、比黛、殺手等人物怎麼看小張，以及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身分。
出身新竹客庄的張郅忻，首本散文《我家是聯合國》即已展現出對家族、族群與性別的文學關懷。這份深刻觀察，更銘刻於「客途三部曲」的故事肌理。她以家族人物為原型，進一步轉化成小說角色的一道道旅程：始自阿公跨國異旅的《織》，後有母親離庄進城的《海市》，及至新近出版，父親往山裡走去的《山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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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郅忻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希望透過書寫，尋找生命中往返流動的軌跡。曾於蘋果日報撰寫專欄「長大以後」，人間福報副刊專欄「安咕安咕」、「憶曲心聲」。著有散文集《我家是聯合國》、《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孩子的我》、《憶曲心聲》、兒少小說《館中鼠》，長篇小說「客途」三部曲：《織》、《海市》、《山鏡》。另著有研究專書《重寫與對話：臺灣新移民書寫之研究（2004-2015）》。 《孩子的我》入選《文訊》「二十一世紀上升星座：一九七〇後臺灣作家作品評選」中二十本散文集之一。《織》入圍臺灣文學金典獎長篇小說獎及臺灣歷史小說獎推薦獎。曾獲桐花文學獎、客家歷史小說獎、2022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馬偕傳教士紀念電影劇本首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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